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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在体制上，体育成为一种国家行为。制在此背景下诞生，它调动一切资源为夺冠目的所用，同时也遏制了民间社会自发体育的发展。这好比垄断资本遏制民间小资本的市场竞争一样。不过制确实具有国际竞争力，很快便有了突破，大大推进了体育在中国的发展。像许海峰、李宁、郎平等世界冠军甚至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英雄”，而人们对于体育的了解也因这些“民族英雄”而增多。不管是场外的刻苦训练，还是场上的努力拼搏，都远远超乎个人行为，上升到国家层面。何况，几乎有实力参与竞争的运动员都是国家从小特殊培养的。这种体制在不断创造国家荣誉的同时，使得体育在一个发展中国家迅速扎根。如果体育自发于民间社会，要获得较大的社会影响力，需要一个更长的周期，而中国体育的飞速发展，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建国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主要表现为一种星状的向心结构，由国家通过层级的行政权力分支控制社会运转。与这种社会结构对应的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观念，这种社会观念意识形态化为一种“集体主义至上”的力量来保持社会团结。正如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所使用的集体意识的概念，它作为一种维持社会团结的凝聚力量极为重要。另一方面，这种力量也几乎切断了民间社会主要的横向联系，使得作为自发民间社会的各种功能被国家取代。人们的吃穿住用行自不用说，连文化娱乐包括体育在内都很容易带上集体主义的色彩。因此，社会观念往往较为单一，具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且国家、民族完全压倒个人。在这种社会观念影响之下，如果国家或者民族需要，个体可以也应该牺牲自我，甘做“螺丝钉”的精神就是一种典型的体现。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体育更多由政治主导推进，缺乏相应的社会功能。

　　建国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中国社会转型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与观念，尤其是经济关系的改变，在深层次上影响着人们的观念。人们对于社会现象的认知源自文库往受到社会普遍观念的影响，并且随其变化而改变。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可避免地共振于社会变迁。那么，对于社会转型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研究人们对于体育的认知。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观念及其影响下的体育认知是否就一定符合体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独有的本质特征，我们也将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中加以分辨。

　　另外从观念上，体育被认为是一种为民族正名的手段。当时中国的典型社会观念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为了民族、国家，个人是随时要准备牺牲一切的。在这种社会观念背景下，糟糕的对外战绩，以及过去“东亚病夫”的帽子，严重激发了官方以及民间的民族爱国热情。于是，体育，这个不管你们西方人是用来敬神的，还是用来做游戏的活动，在中国，兹事体大。体育的增强集体凝聚力的功能，完全被提升到民族、国家层面。例如当时的郎平，“已经成了一个象征性的符号，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郎平已然超越了普通人的高度，成为一种时代的精神偶像。[2]”人们可以不关心体育究竟是怎么回事，也可以不关心它在西方意味着什么，但人们一定会关注中国人在赛场上能不能战胜外国人，为民族争光。这是当时人们对体育的普遍认识，尽管这种认识到今天随着社会观念的丰富而逐步减弱，但仍以一种重要的社会认知存于人们的观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