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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态度由认知、情感、行为意向3 种因素构成，其着重强调的是体育方面的构成要素，即体育认知、体育情感和体育行为倾向三者的复合构成，其中各成分交叉影响［6］。体育认知主要是指对体育活动的理解及评价，如学生对体育课的内容、形式、作用等的认知，对体育授课教师的看法，以及学生或运动员对参与体育活动的看法。体育情感是一种较为稳定的情感体验，常体现在学生对体育活动的重视程度、对体育教师的喜爱程度以及运动员对教练的喜爱度等方面，情感体验是在认知基础上和活动过程中产生的。体育行为意向则是在认知和情感基础上共同建立的，是体育态度外化表现出来的行为，如体现在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频率上。
国内学者对于体育态度的直接测量研究主要集中于参与日常体育活动的学生，包括小学生至研究生的各年龄阶段。其中毛荣建的《锻炼态度量表》在国内研究中应用广泛，该问卷将体育态度清晰地划分为行为态度、目标态度、行为认知、情感体验、行为控制感、主观标准、行为习惯和行为意向8 个要素，其中行为态度、目标态度和行为认知反映了体育认知水平，情感体验、行为控制感和主观标准反映了体育情感水平，而行为习惯和行为意向则反映出体育行为倾向［9］，是体育态度三要素的经典划分依据。周乃润等人［10］采取该问卷对近400名大一至大二的在校大学生进行了体育锻炼态度的调查研究，发现大学生虽然普遍对体育锻炼的态度不够积极，但大一学生的行为态度明显优于大二学生，且存在性别差异和生源地差异。
体育态度常用测量量表在使用过程中还可以根据调查群体的实际情况和实际发放过程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整修改，华建军［9］在对除体育系外的在校大学生进行体育态度与体质健康水平的调查研究中，就对毛荣建的《锻炼态度量表》进行了修改，设计出贴合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大学生体育态度锻炼量表调查问卷》，通过该研究发现，大学生对于体育的认知行为因素的认知程度较高，而对于情感体验和行为因素的认知程度均较低，可见大学生的体育态度还有待加强，需使认知进一步转变外化为行为意向。
在体育态度的测量中，运动员态度量表是对于运动员最具针对性的测量方法，禁用是竞技体育运动员必须遵守的比赛规则和纪律，其对体育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态度是体育态度中特异性的测量内容。国外学者近年来主要针对态度进行研究，Morente-Sánchez J 等人［12］针对使用的态度量表（PEAS）和具体定性的开放式问题对精英及非精英级别的足球运动员进行了测量，研究显示，参与测试的运动员对于的认知程度均较低，且5%的研究对象曾使用，可见运动员对的态度亟待进一步地教育与加强，否则会损害竞赛的公平性。此外，运动补充剂的使用与运动也可能存在密切联系，因此，有研究人员采取运动补充剂信念量表对近500名运动员进行测试，发现对于运动补充剂有坚定信念的运动员，使用的可能性更大［13］，表明运动补充剂信念量表可以间接反映出运动员对的态度，因而，可以运动员对使用运动补充剂的信念为着手点，制订反的预防计划。
除了使用直接测量法外，研究者还使用投射法、内隐态度测量法、生理活动法来研究各群体的体育态度。Hurst 等人［13］通过投射法将运动员使用的可能性进行场景假设，对运动员进行使用该违禁药品可能性的评分，以推测出运动员对于的使用态度。内隐态度测量法是间接测量方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体育态度的相关研究中常采用内隐态度测量与传统量表结合的测量方法，提升体育态度测量的全面性。Chan 等人［14］对澳大利亚运动员进行了简短的单类别隐性关联测试，并结合性能增强态度量表、自我报告治疗依从性量表和无意的行为警戒任务进行隐性和显性态度的综合测量，通过二者的对比研究发现，隐性态度的关联程度较显性态度更强，可见，在运动员态度的研究中，内隐态度可能起到更为关键的影响，因此，需更加重视的内隐态度测量。
当前，生理标志物已被广泛应用于人的精神应激和情绪状态评估，但其在态度研究中鲜有研究。Borghini 等人［16］通过对格斗运动员进行训练过程中心率（heart rate，HR）、皮肤电导（Skin conduction，SC）和皮肤温度（Skin Temperature，ST）信号的记录，以研究生理指标是否能客观评估运动员的参赛态度，结果显示，在实际训练中，根据运动员的生理指标进行训练计划调整不仅可以提升运动员对身体准备的自我认知，还可以有效改善个人的体育态度。因此，在未来体育态度的研究中不能局限于较为主观的传统量表测量或是投射法、内隐态度的测量，还应丰富研究内容，从生理角度尝试进行各项指标的合理监测，以全面测量和改善体育态度，促进心理压力的管理和化解，提升体育行为表现。
态度功能的相关理论早在20 世纪50 年代就有学者进行了研究与探讨，其中Smith等学者［17］首次提出了态度功能的著名理论，他们认为态度包含客体目标评价、社会调节以及客观外在化的功能。Katz［18］则在1960 年提出态度的四大功能模型，将态度的功能归类为认识、功利性调节、价值表达以及自我防御4 个功能，其中，认识功能是指通过态度的建立来理解或判断周围的环境，形成能够展现自我价值观的标准和构建身份；功利性调节功能是指个体为了获取奖励或避免处罚而作出的自我调节；价值表达功能则是指将清晰明确的态度积极内化为个体重要价值观念的表达；自我防御功能是指保护内心的自尊以及尽可能避免内心冲动、焦虑的情绪出现。这两大经典的态度功能具有明显的重叠之处，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基于上述两大理论以及体育态度的特征，将体育领域的态度作用归为5 类：社会认同、心理调节、体育价值表达、体育行为诱发及体质健康调控作用。
社会认同作用是由Katz态度功能理论中的认识作用演化而来的，参与体育活动的个人或群体在活动过程中能够产生个体心理对于体育的需求，并通过积极的体育态度推动自我表达和展示。社会认同作用主要体现在体育活动爱好者、运动员身上，对于参与竞技体育的运动员而言，获得比赛胜利，不让所在团队的队友及教练失望，是影响体育态度的关键因素。Whatman等［19］的研究发现，参与足球和篮球比赛的青少年运动员在运动受伤后往往采取隐藏伤情的态度继续比赛，以此寻求在比赛中表现并进一步实现比赛目标的机会。因此，体育态度在比赛中能够起到推动社会认同感形成的作用。此外，Sukys等人［20］针对运动员态度的研究还显示，对的态度与运动员的道德认同和对公平竞争的认可之间呈负相关性，态度是负向占优的体育态度，因而消极的态度可以促使运动员获得更深层次的道德认同感，并表明运动员认可公平竞争的程度。对于普通学生而言，体育能够有效促进机体健康，有利于身心放松以及促进学业进步［21］，体育态度起到社会认同作用主要体现在积极的体育态度可以促进个体对于这三方面内容的满足，从而在社会中获得所需的认同感。
对于参与日常体育活动的学生而言，约束学生的体育规章制度主要包括体育课堂规则、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以及体育中考要求，从课堂纪律、运动习惯的养成到学生身体素质的考核，都要求学生具有规范的体育行为认知，通过形成积极正确的体育态度来促进学生在面对可能受到的奖励或惩罚时心理调控能力的提升，例如体育中考对学生的技能要求促使学生端正体育态度，进行心理和行为的自我调节，以优化体育活动行为［22］，从而增强相应的运动技能，获得优异的体育中考运动成绩。对于竞技体育运动员而言，国家及国际的反管理办法是约束体育行为的关键规章制度。态度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常受到运动员的完美主义动机、与使用者接触的社会关系变量以及教育等因素的影响［23-25］。因此，在竞技体育领域中，规避的使用是学者研究关注的热点。Chan等学者［14］的研究显示，积极明确的态度促使运动员产生积极的心理调整，即对于未知事物的警惕性升高，这也表明积极的态度可有效帮助运动员降低使用的可能性。
体育态度的不同会进一步影响体育价值观的形成，使体育价值观产生显著差异［27］。有学者针对大学生进行了体育态度、体育价值观和体育锻炼情况的综合研究［26］，发现大学生对待体育锻炼的态度不尽相同，但多数学生的体育态度积极，且参与体育锻炼的频率较高，从而引导形成了良好的体育价值观，促进了体育价值的表达；而少部分学生则呈现消极的体育态度，忽视了体育活动的重要性，良好体育价值观的形成受到阻碍。体育态度内化形成体育价值观后对于体育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力较体育态度更大。王庆磊在［28］研究中发现，体育价值观能起到杠杆导向作用，体育态度与体育价值观的综合研究表明，体育价值观能够起到更大的贡献作用。此外，体育价值观还能反向作用于积极的体育态度，对其起到正向的预测作用，并且能够起到介导体育态度和体育行为发生的中介作用［29］，因此，体育价值观是体育态度内化的表现，积极的体育态度诱导形成良好的体育价值观是提升体育行为表现的关键路径。
体育态度形成之后会对个体的体育参与行为及其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诱发体育行为是体育态度的关键作用，已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积极的体育态度可以促进体育行为的发生，而消极的体育态度则会阻滞体育活动参与率的提升。有学者通过标准的锻炼态度量表对普通高校大学生体育锻炼态度进行调查研究［30］，结果表明，大学生的体育认知水平较高，而体育行为倾向得分较低，结合大学生的体育锻炼现状综合表明，体育态度与体育行为的外化总体趋于一致，积极的体育认知可以提升体育锻炼的参与度，但体育行为倾向方面的欠缺也导致了体育行为表现的稳定性和规律性的缺乏。
此外，体育态度研究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对于学生或运动员体育态度具有显著影响力的群体。学校是承担学生体育活动的重要场所，而校长在学校体育活动的领导和管理中起着关键作用。张磊等人［31］通过编制问卷对足球特色学校的校长进行体育态度的研究，发现校长的体育认知水平均较高，其次是体育行为和体育情感，总体表现出积极的体育态度，而校长积极的体育态度外在化产生的体育行为，即为推动校园足球活动的开展，保证校园体育活动的质量，同时反向作用于学生的体育态度，激发学生参与足球活动的热情，推动体育行为的可持续发展。此外，父母的体育态度同样会对孩子的体育态度产生显著影响，形成代际传递现象［32-33］。顾洪等人通过改良版的李克特量表进行体育态度的研究，发现儿童的体育行为不仅受到自身体育态度的显著正向影响，还受到父母体育态度的影响，父母积极的体育态度对于体育参与行为的促进效果要优于父母的体育行为引导［34］，可见，促进体育行为的发挥不仅要关注参与体育活动者自身，还应着眼于影响自身体育态度的重点因素，通过影响体育态度形成和转化的过程来促进体育行为的外化。
除了通过体育态度测量获得的外显态度能够积极转化为体育行为外，较为隐匿的内隐体育态度也是预测体育行为的关键中介变量。王玉秀等［35］的研究表明，内隐体育态度可以有效促进体育锻炼意向转化为体育锻炼行为，通过培养潜在的内隐体育态度，提高个体的体育认知和情感水平，即促进体育活动的认识和体育兴趣的提升，能够进一步推动体育行为的发生和发展。在仇悦［15］的内隐锻炼态度相关研究中也发现，积极主观锻炼体验可以提升内隐锻炼态度的积极性，从而进一步促进锻炼行为，这也间接反映出积极的体育态度可以诱发体育行为的发生。此外，体育态度中的情感体验不仅在体育行为的诱发过程中起到内在驱动作用，还能产生促进体育知识学习的推动力［36］，因而，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多加关注体育情感体验的深入研究，深化其内在因素的联系，推动体育态度的优化，从而促进体育活动的知行合一。
体育态度对于体质健康的调控作用是以体育锻炼行为作为中介进一步介导产生的。目前，多数体育活动的参与者已经认识到体育锻炼的目的是促进体质健康［7］。金晶［37］等人研究发现，大学生体育锻炼态度与体质健康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积极的体育锻炼态度可以通过提升参与体育锻炼的频率来促进机体身体素质的发展，增进体质健康。体育态度的认知水平虽然已明显提升，但认知与行为之间仍然存在显著差异。在对湖北省中学生体质健康的抽样调查与研究中发现，中学生的身体素质较往年显著下降，肥胖率显著提升，心肺功能明显下降［38］，该现状不仅要归因于学校活动的安排和体育活动的开展状况，还应关注中学生对学校体育的态度。学生自身对于体育锻炼的思想意识薄弱，注重学习而忽视体育锻炼的错误认识导致消极懈怠的体育态度产生，进而导致体育活动锻炼的缺乏，最终产生体质下降的后果。可见，体育态度在体质健康中起到尤为关键的调控作用，这也对体育态度的重视起到了警示作用。而身体素质也可以反向作用于体育态度，只有维持体育态度与体质健康水平的双向正比例关系，才能共同促进体育态度和机体健康的双向优化发展［39］。
本文综述了近年来态度在体育领域的研究，基于对体育态度的概念界定以及测量方法的认识，进一步对体育态度研究文献进行归纳总结，得出态度在体育领域中主要起到社会认同、心理调节、体育价值表达、体育行为诱发以及体质健康调控的作用。体育行为是体育态度外化最为显著的表现形式，因此，体育行为诱发作用是当前研究最为广泛且深入的，而其他作用涉及的相关研究内容相对较少。并且，体育态度在实际研究中常与作用因素起到双向影响的效果，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应当具备拓展双向研究的思维，健全体育态度的研究脉络，结合学科研究的交叉性思维，进一步深入分析体育态度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