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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光生前曾这样记录这段经历：“作为一个青年人，当时爱国热情高涨。学校在沅陵时就成立了‘木刻研修班’，编印了《抗战木刻画集》散发全国各地，我一直是主要负责人之一。到昆明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的卢鸿基准备在昆明组织木刻分会，我约同学夏明、韩秀石等一同筹备……鲁迅逝世纪念日，我们走上街头开展义卖。此间，经常发表作品，宣传抗日。”后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学博士后谢春在《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木刻艺术教育》一文中也提到，“1938年春，杭州、北平两艺专在湘合并，改名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校在沅陵时期，活跃在校园的木刻作者主要有夏明、马基光、韩秀石、黄守堡等人，他们举办了木刻展览，并经常在当地的报纸如《国民日报》《沅涛》《反钟》上发表木刻作品，以在社会中扩大木刻艺术之影响。”
今年6月13日，一篇马基光木刻作品的微信文章在网上传开，由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抗敌宣传委员会于1938年8月13日出版的《抗敌木刻选》受到大家的关注。热心的网友转来文章时，马岭十分惊喜——这本集子里辑录了父亲的9幅作品，其中8幅为首次见到，而且封面也是父亲和韩秀石合作的作品。很快，在热心网友的接力下，又一幅珍贵作品浮出水面——《民众帮助军队搬运军火》刊登于1939年第25期《抗战画刊》，为这段历史再添力证。
1979年，马岭不忍父亲的遗作埋没家中，便将其作品照片寄给著名美术理论家王朝闻先生请教，没想到却让父亲的作品走到了美术史的聚光灯下——《打回老家去》被收录在《中国新兴版画五十年选集》（上）中，这令全国版画界重新认识了马基光先生和他的版画艺术。“这幅作品可以说是父亲的代表作。”马岭说，“日本人占领中国的东三省，父亲从小心里就怀有深切的仇恨。”正是这种家国情怀，促使他在抗战爆发后立即创作了这幅作品。画面中，南方毡帽与北方皮帽的并置绝非偶然，展现出他对民族团结抗战的深刻认知。王朝闻说：“这幅作品本质上就是一幅宣传画，很有号召力和感染力，当时对鼓舞民众的抗战意志发挥了积极作用。”
翻开珂勒惠支画集的散页，我们得以窥见马基光艺术生命的起点。他在杭州艺专读了三年高中，升入大学部绘画系后，在学校图书馆看到了鲁迅先生推荐的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的画集。这位酷爱欧洲油画、国画得潘天寿亲授的学生，开始认识并关注版画的力量。“我父亲的版画是学珂勒惠支的。”马岭说，这种学习不只是简单的技法模仿，而是一种艺术精神的“致敬”——珂勒惠支作品中对社会底层人民的困苦、悲痛与抗争的观照，恰好契合了抗战时期中国艺术家的精神需求。
马基光生前曾这样记录这段经历：“作为一个青年人，当时爱国热情高涨。学校在沅陵时就成立了‘木刻研修班’，编印了《抗战木刻画集》散发全国各地，我一直是主要负责人之一。到昆明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的卢鸿基准备在昆明组织木刻分会，我约同学夏明、韩秀石等一同筹备……鲁迅逝世纪念日，我们走上街头开展义卖。此间，经常发表作品，宣传抗日。”后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学博士后谢春在《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木刻艺术教育》一文中也提到，“1938年春，杭州、北平两艺专在湘合并，改名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校在沅陵时期，活跃在校园的木刻作者主要有夏明、马基光、韩秀石、黄守堡等人，他们举办了木刻展览，并经常在当地的报纸如《国民日报》《沅涛》《反钟》上发表木刻作品，以在社会中扩大木刻艺术之影响。”
今年6月13日，一篇马基光木刻作品的微信文章在网上传开，由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抗敌宣传委员会于1938年8月13日出版的《抗敌木刻选》受到大家的关注。热心的网友转来文章时，马岭十分惊喜——这本集子里辑录了父亲的9幅作品，其中8幅为首次见到，而且封面也是父亲和韩秀石合作的作品。很快，在热心网友的接力下，又一幅珍贵作品浮出水面——《民众帮助军队搬运军火》刊登于1939年第25期《抗战画刊》，为这段历史再添力证。
1979年，马岭不忍父亲的遗作埋没家中，便将其作品照片寄给著名美术理论家王朝闻先生请教，没想到却让父亲的作品走到了美术史的聚光灯下——《打回老家去》被收录在《中国新兴版画五十年选集》（上）中，这令全国版画界重新认识了马基光先生和他的版画艺术。“这幅作品可以说是父亲的代表作。”马岭说，“日本人占领中国的东三省，父亲从小心里就怀有深切的仇恨。”正是这种家国情怀，促使他在抗战爆发后立即创作了这幅作品。画面中，南方毡帽与北方皮帽的并置绝非偶然，展现出他对民族团结抗战的深刻认知。王朝闻说：“这幅作品本质上就是一幅宣传画，很有号召力和感染力，当时对鼓舞民众的抗战意志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