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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自甘风险”的责任承担应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加以确定。“自甘风险”作为一项抗辩事由，通常会产生减轻或免除加害人赔偿责任的后果。对应到未成年人参与者，要充分考虑“受害者”和“受害者”参与体育活动的年龄、意愿、心智、训练经验、运动经历、受伤原因、主观过错等因素；同时，对于组织者或培训机构，尤其要充分考虑其资质、场地条件、教练员专业水平、对抗训练安排的合理性、安全保障义务、主客观过错、伤害发生后的应急处理等因素。综合以上，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实际、公平合理地确定各方责任承担范围及比例。“自甘风险”规则的妥善适用，既可合理分配责任，也可实现对损害结果的预防，在裁判规范、行为导向上都具有积极意义，亦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力体现。
竞技性体育比赛中，参赛者的违体犯规行为致其他参赛者人身损害的，能否适用自甘风险规则主张免责，应当着重审查其犯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法上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违反比赛规则可作为判断行为人是否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重要参考因素，但不能将体育竞技中的犯规简单地等同于侵权法上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参赛者的犯规行为是为了进行正常防守而非针对其他参赛者人身的，应当综合考虑涉案体育活动的对抗性程度、体育比赛的具体规格等因素，结合促进体育运动发展的目的考量，认定参赛者的犯规行为是否构成重大过失或者故意。
对于因参加文体活动导致的人身损害，其他参加者以自甘风险规则主张免责的，应当综合审查文体活动是否具有一定风险、受害人是否自愿参加、导致受害人人身损害的其他参加者是否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等因素。受害人经行为人反复邀请后选择参加文体活动的，只要邀请行为不存在胁迫等违背受害人意愿的情形，应当认定受害人属于自愿参加文体活动。文体活动的参加者在活动中因其他参加者的动作导致人身损害的，应审查判断该行为是否属于该类活动中的正常行为，致害行为符合该类活动的一般特征，且受害人未能举证证明行为人在活动中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情形的，不应认定行为人的行为具有过错或者重大过失。
最后，从体育活动的开展目的进行考量。随着篮球运动的增智、健身、教育、文化等功能越来越得到认同，校园篮球运动成为活跃校园文化生活、增强学生体质、陶冶学生情操、增强学生荣誉意识的特殊教育形式。目前，篮球运动已成为校园内广受学生欢迎的体育运动之一。而且，校园篮球是群众性篮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全民体质的重要途径。在此背景下，为鼓励校园篮球运动的开展，法院对参赛者在比赛场上各种进攻与防守动作不宜苛责。
审理法院认为，《培训协议》的免责条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某文化公司作为专门从事体育运动项目培训的机构，应当尽到对学员的专业指导、安全保障等义务；其作为培训活动的组织者，无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的自甘风险规则进行抗辩。现有证据不能认定齐某受伤由齐某、郝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所致，二人均不承担责任。审理法院判决某文化公司赔偿齐某医疗费等损失。
全民健身在体育事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作用。随着“健身热”持续升温，社会力量办体育的积极性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到健身场所锻炼，随之产生的涉体育纠纷也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体育活动培训协议有关除非培训公司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其不承担责任的约定将培训公司承担责任的情形仅限于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属于“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无效情形，此约定依法无效。本案裁判维护了体育培训学员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提升体育培训机构安保意识、服务质量和教学水平，促使其依法依约开展培训活动，引导体育培训行业良性发展。
审理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明知帆船比赛风险性的前提下自愿报名参加，在比赛中因对方行为遭受损害产生的争议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自甘风险规则审查认定双方当事人的责任。“中国杯24号”游艇作为上风船未避让处于下风的“白鲨号”游艇，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左转绕标，导致触碰“白鲨号”游艇尾部，但其在竞赛中左转是为了比赛的绕标要求，当时的行动属于判断失误，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中国杯24号”游艇对碰撞事故的发生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白鲨号”游艇在激烈比赛突发紧急状况下未采取避让措施，亦不能认为其对碰撞事故的发生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双方当事人应当各自承担事故造成的损失。审理法院驳回了某设备公司的诉讼请求和某刀模公司的反诉请求。
本案是明确体育赛事活动法律责任的典型案例。在比赛过程中发生的帆船碰撞事故，应当根据竞赛规则而非船舶避碰规则审查避碰义务。体育赛事竞技过程中产生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自甘风险规则。致害人违反竞赛规则造成损害并不必然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应当结合竞技项目的固有风险、竞赛实况、犯规动作意图、运动员技术等因素综合认定致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是否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进而确定致害人的民事责任。本案裁判对于人民法院积极发挥促进竞技体育发展作用、推动体育赛事活动规范有序发展、实现体育法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及发展体育运动等立法目的，具有积极意义。
法院经审理认为，篮球运动是典型的对抗性体育活动，运动过程中场上队员之间互相对抗，身体碰撞产生伤害是正常现象。参与者自愿参加篮球竞技比赛等具有危险性的体育项目,对运动风险具有一定认知，因而只要行为人没有侵害受害人的故意或严重违反比赛规则,行为人无需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刘某兵、唐某均属自愿参加篮球对抗赛，应当视为其能够接受并承担运动所造成的风险后果，故刘某兵的行为属于自甘风险行为，所产生的损害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且刘某兵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唐某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唐某也未严重违反比赛规则，故唐某不应对刘某兵在运动中受伤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侵权责任，法院依法驳回刘某兵的全部诉讼请求。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认为：我国的法律只保护合法的活动和权益，“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是指合法的文体活动，违反法律规定的活动无法得到我国法律的保护。打黑拳、飙车等不为我国法律法规承认的文体类活动理应得不到我国法律的保护。本案虽系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而引发的损害赔偿纠纷，但原、被告系相约去“跑山”不符摩托车作为交通工具的使用目的，故本案不应按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的归责原则确定责任，应按一般侵权确定责任。由于摩托车跑车活动往往会出现超速、机动车改装、利用摩托车在道路上追逐、飙车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故摩托车跑车活动不是法律和道德所倡导和鼓励的活动，不属于正常的文体活动，自愿参加摩托车跑车活动不属于《民法典》规定的自甘风险责任范围。
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掰手腕是一种比拼臂力和腕力的运动，属于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本案中，第一，邵某轩在参加掰手腕活动受伤时虽未成年，但已系限制行为能力人，根据其智力及心智水平可以预见危险的存在，并可作出理性的分析和有效的选择；第二，邵某轩自愿参加掰手腕活动受到伤害，张某豪并不存在违背他人意愿的意思表示，并不存在强迫行为，也未向邵某轩施加压力，邵某轩受邀进行掰手腕，应属于自愿参加该体育竞技活动，属于自甘风险的行为；第三，张某豪与邵某轩掰手腕时符合竞技性体育活动的一般特征，并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致邵某轩受伤的情形，邵某轩要求张某豪承担侵权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系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首先，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受害人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受到损害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本案原告系自愿参加“2020年赛车联盟超级联赛”，卡丁车比赛是具有一定风险的体育活动。原告填写的车手报名表中警告部分的内容为：“本人已详细阅读比赛规则，完全了解卡丁车比赛是一项具有危险性的运动，现郑重声明自身具备比赛所要求的能力，如在比赛过程中出现任何人身伤亡及财产损失，均由本人自己负责，不会强调任何原因而向本次比赛的组织者、承办者、赛事委员会、赛事工作人员或任何有关团体及个人采取追究或索赔的行为。”可见，赛事组委会亦将比赛风险向原告进行了告知，原告对卡丁车比赛的风险具有明确的认识和合理的预见，该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卡丁车之间的碰撞及碰撞导致的人身受损。原告在热身练习过程中受伤，属于受害人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体育活动受到损害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被告隆某某作为参加者是否要承担侵权责任，主要看其是否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从本案具体情况来看，赛事仲裁委员会认为：原告在比赛1号弯末端，在前车已经进弯的前提下，被告隆某某未能控制车速和行车路线，没有给前车预留出合理的进弯位置并强行超车，将原告驾驶的车辆撞出赛道。因卡丁车比赛是速度类竞技，追求的是速度的极限。参赛者为了取得更好的名次，往往会选择弯道超车，这是技术上的一种策略，故弯道超车并未被禁止。为避免超车时相撞，运动联合会制定了“切弯”规则。但在实际比赛过程中，高度激烈和紧张的比赛氛围会导致参赛者将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运动本身，每位参赛者需要在电光石火的瞬息之间作出思考、判断。由于人的体力、智力存在上限，参赛者不可能做到每一个决定都合理规范、准确无误和恰到好处。因此，应当将此种情况下参赛者的注意义务限定在较一般注意义务更为宽松的范围内。否则，参赛车必将畏首畏尾，不能正常发挥和突破自己，与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相违背。被告隆某某在超车时，因判断失误，未给原告预留合理的进弯位置，导致本次事故的发生，并不属于恶意碰撞，被告隆某某之所以被赛事仲裁委员会决定取消参赛资格，是因为导致的后果较为严重，并非因行为恶劣，故法院认为被告隆某某在主观上仅有一般过失而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原告在比赛中受伤属于自甘风险行为，应由其自行承担损失。同时，为防范风险的发生，赛事组委会要求每位选手都购买了比赛保险和练习保险，原告在发生事故后，应及时报保险，以弥补其损失。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业余足球比赛虽与职业竞技体育有所不同，但在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同时，夺取比赛胜利仍然是参赛者们的重要目标之一，比赛本身仍然是一种具有较高风险的体育运动。本案中，王某天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以及业余足球爱好者，对于此类体育运动所可能导致的风险，理应充分知晓，其自愿参与具有一定风险的足球比赛，应适用《民法典》关于自甘风险的规定。王某天要求何某承担侵权责任，应举证证明何某对损害的发生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犯规是指对体育运动规则的违反，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应以恶意犯规为限，即加害人由于其具有违反体育精神的恶意，违背体育运动的基本价值追求，主观上存在过错，不能适用自甘风险规则，加害人应对其造成的伤害承担相应侵权责任。根据证据显示，王某天受伤虽系因何某伸脚这一犯规行为所致，但何某的这一行为系为了争夺足球的控制权，而非直接针对王某天的身体，而非恶意或蓄意犯规行为，其对王某天所受损害并不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故王某天要求何某承担侵权责任并进行损害赔偿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新疆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跆拳道作为格斗竞技类体育运动，其参与者无一例外地处于潜在的危险之中。本案中，张某系在教练的安排下与吴某进行跆拳道对打训练，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张某对于吴某的损害主观上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其对吴某的损害不承担责任。《民法典》第一千二百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阳光俱乐部作为有偿提供跆拳道培训的机构，应当对场内学员的人身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尤其在对未成年人进行跆拳道培训的过程中，应具有较高的注意义务，做好防止事故发生的预防措施。本案事故发生时，吴某与张某均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跆拳道动作要领的理解能力、身体素质及协调能力不同于成年人。跆拳道训练过程中，教练不仅应在旁指导，还应当密切关注学员的动作，及时预防或减少损害的发生。阳光俱乐部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已完全尽到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及教育、管理职责，应当对吴某的人身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赵某惟、王某宇在本案事发时均已年满16周岁，在重点高中学习，其对事物认知能力、对危险的预测能力应接近于成年人。本案系学校教学中双方当事人在争抢足球过程中，王某宇未尽到注意义务，实施了侵权行为，造成了赵某惟摔伤的伤害后果，且王某宇应有能力预测其如果与带球高速奔跑的赵某惟发生肢体接触，很可能造成赵某惟身体受伤的结果。结合对现场学生的调查证实，原审认定王某宇的行为与赵某惟的伤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王某宇应承担侵权责任。同时，本案案涉事件系学校教学，非对抗性比赛，王某宇主张“对抗性比赛，风险自担”的意见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本案判决结合民法典自甘风险条款内容及案件事实，系统阐述了何为“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自甘风险行为的构成要件”“加害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认定规则”等。通过对群众身边常见的损害纠纷案例，厘清了群众自发参与具有一定风险活动的街头篮球对抗等文体活动时，参与者所应承担的相应法律责任，体现了公正、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判决还同时回应了公众普遍关心的法律规定自甘风险的情况下，“还能不能参加风险文体活动”“参加风险文体活动受伤是不是一律不予赔偿”“参加风险文体活动受伤后怎么办”等疑惑。本案司法裁判向社会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价值理念，即“每个人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社会个体在做出行为之前，都应当科学合理评估行为风险，真正对自身安全“负起责任”，纠正“谁受伤谁有理”的错误观念，让司法更有力量、更有是非、更有温度，以法治明教化、正人心。